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发展历程与问题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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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课程理论是指导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过程中,幼儿园课程理论不断发展。但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对已有幼儿园课程理论精髓的继承不够,对西方幼儿园课程理论缺乏批判意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不够深入等。这些问题有待解决。
　　【关键词】建国60年;幼儿园课程理论;发展;问题;反思
　　“课程理论是人们在课程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并对课程实践进行理性思考和抽象概括的成果。”〔1〕幼儿园课程理论是指导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幼教工作者开始了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幼儿园课程理论的不懈探索。全面回顾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发展与变革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幼儿园课程理论建设的得失,思考当前制约幼儿园课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幼儿园课程理论提供有益启示。
　　一、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发展与变革的历程
　　根据社会发展和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线索,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全面效仿、移植苏联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初创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建设是在全盘否定已有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全盘学习苏联模式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教育家已经借鉴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建构了一套幼稚园课程理论。这套课程理论强调儿童的直接经验,认为应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选择课程内容,以单元的形式组织教学内容和安排教学过程,强调各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教材的整体性。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由于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在建设新中国幼儿园课程理论的过程中,我国幼教工作者并未理智、认真地分析已有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合理内核,而是采取全面批判、全盘否定的态度。
　　从1950年起,我国幼教工作者开始全方位学习苏联的经验,包括翻译苏联的相关书籍、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和指导等。1951年,我国教育部拟定了由苏联专家戈林娜指导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以下简称“《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以下简称“《暂行教学纲要》”)。1952年3月,《暂行规程》和《暂行教学纲要》在全国实施。1954年,为了更好地指导幼儿园课程实践,教育部又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教研室在吸收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思想的基础上编写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以下简称“《指南》”)。《暂行规程》《暂行教学纲要》和《指南》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幼教工作者在效仿和移植苏联幼儿园课程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新中国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初创,为新中国幼儿园课程实践的全面变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与以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幼稚园课程理论相比,以苏联经验为基础的新中国幼儿园课程理论更强调社会需要而不是儿童的兴趣;更强调教育及教师对儿童发展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儿童的自我成长;更看重让儿童通过作业教学获得系统的科学知识,而非在生活中积累零散的直接经验;更强调实施分科教学而非单元教学;更强调对儿童的统一要求,而非照顾个体差异;更强调游戏作为教学手段的工具价值,而非作为儿童生活的本体价值,等等。这些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课程的理性思考成果。
　　2.在继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幼儿园课程理论基础上的拨乱反正阶段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幼教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幼儿园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教育部于1979年11月颁发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下简称“《条例》”)。1981年10月,教育部又颁发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是对《暂行教学纲要》的正式修订。《条例》和《纲要》的颁布,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整顿恢复幼儿园课程体系的积极作用。这两个文件也体现了当时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课程理论的新思考。
　　《纲要》将“教学”改为“教育”,试图扭转当时幼教界只重视“教学”,不重视“教育”的倾向。幼教工作者试图将幼儿园课程建立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之上。“《纲要》的第一部分,吸取国内外幼儿生理学、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幼儿大脑的研究成果作为本部分的主要内容,统率其后的教育任务、内容等章节,使《纲要》的科学依据更加鲜明。”〔2〕在《暂行教学纲要》的六科基础上,《纲要》又增加了生活卫生习惯、思想品德两方面的教育内容,拓展了幼儿园课程内容。《纲要》指出,教育手段包括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和日常生活,为了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上述各项手段不能偏废。“要纠正那种认为只有上课才能完成《纲要》,因而日常教育工作中仅注意上课,忽视游戏、观察、劳动、日常生活等重要活动的倾向。”〔3〕
　　然而,《纲要》中的一些条款与反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的目的相矛盾。例如,《纲要》将“作业”改为“上课”,将“教养员”改为“幼儿教师”,增加了两方面教育内容,但是仍设语言、计算、常识、音乐、美术、体育六科,而且还规定了六科每周的上课节数,却没有说明如何落实新增加的生活卫生习惯和思想品德的内容。同时,《纲要》在表述教育内容时过于具体,重知识技能的倾向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此阶段“幼儿教师大多未接受过专门学习或专业训练,他们对分科教育的真正内涵缺乏了解,许多教师只能教某一个或两个科目,分科任教现象比较普遍”。〔4〕事实上,《纲要》强化了“上课”的地位,导致许多幼儿园把上课当作唯一重要的教育手段。可见,当时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课程问题的理性思考还很不深入,幼儿园课程理论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3.以借鉴西方幼儿园课程理论为主的变革与重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变革与重构是在方兴未艾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的。从1983年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合作开展“幼儿园综合教育”试验开始,我国幼教工作者开始真正独立地、主动地、全面地开展幼儿园课程理论研究。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皮亚杰、维果茨基等一大批西方专家的理论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为新时期我国幼教工作者更全面地认识幼儿园课程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在借鉴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课程理论的同时,我国幼教工作者也重温了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教育家的课程理论和实践,使新时期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变革与重构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经过不断努力,我国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课程的诸多问题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个阶段相继出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1989年试行,1996年正式实施)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年颁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崭新面貌:幼儿园课程的本质不再只是科目,而是儿童的活动、儿童的经验和生活;幼儿教育不仅是为儿童入小学做准备而且是为儿童的终身发展打基础;幼儿园的课程目标从重智轻德、重知识技能轻情感态度转变为重视儿童的整体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不再局限于知识形式的间接经验,而是开始重视直接经验,特别是直接经验中所蕴藏的基本态度、基本行为方式、基本能力等内容;课程内容的组织不再只是分科排列,而是走向综合、整合以及领域间的渗透;课程的实施过程不再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知识传递过程,而是以儿童为主体的知识建构过程;游戏不只是教学的手段,更是儿童的权利;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拥有者、传递者,而是儿童发展的支持者、引导者、促进者;课程评价不再局限于终结性评价,而是强调过程性评价、主体性评价,等等。这些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发展与变革中存在的问题
　　在为建国60年来幼儿园课程理论发展与变革所取得的成就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课程理论在变革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根本问题。
　　1.对已有幼儿园课程理论精髓的继承不够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原因,由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创建的幼稚园课程理论不仅没有得到继承,还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全盘的否定。其实,陈鹤琴等教育家已经在课程理论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索,他们的一些理论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是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建设的宝贵财富。例如,他们认为幼儿园课程的实质是经验,是活动,是生活;他们对幼儿园课程目标的阐述首先立足于儿童个体需要,同时重视社会需要;他们提倡从儿童生活中选择课程内容,而不是从书本上选择内容,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他们重视发挥儿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主张利用儿童的好奇、好动、好模仿、好游戏等特点,对儿童进行适宜的教育;他们主张从做中学,教学做合一……建国之初,在建设幼儿园课程理论的过程中,因为不加鉴别地全盘否定了幼稚园课程理论,我国幼教界在学习苏联经验时出现了小学化、成人化的倾向。陈鹤琴等教育家对幼儿教育和幼儿园课程的正确认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我国幼教工作者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各种心理学、教育学、课程理论纷纷进入我国,我国幼教界迅速接受西方的理论。前苏联幼儿园课程理论逐渐淡出了我国幼教工作者的视野。其实,前苏联幼儿园课程理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比较辩证的,而我国幼教工作者对前苏联幼儿园课程理论的认识并不全面。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同时全盘否定前苏联的幼儿园课程理论,这无疑是我国幼教工作者的又一失误。
　　2.对西方幼儿园课程理论缺乏批判意识
　　因为与西方隔绝太久,许多西方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在我国幼教工作者看来是很新鲜的,十分富有吸引力。但我们误以为新鲜的就是好的,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却忽视了西方幼儿园课程理论自有它产生的文化背景,忽视了西方教育制度与我国的根本差异。对待进入中国的某些西方幼儿园课程理论,我国幼教工作者往往比较关注对其积极意义的介绍,却忽视对它的局限性、负面影响的分析,在引进过程中缺乏批判意识,导致了在借鉴过程中对西方理论的歪曲和误读。甚至可以说,我国幼儿园课程实践领域的盲目跟风现象,与我国幼教工作者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不足有很大关系。
　　3.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变革过程之中。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趋同于西方文化价值观,但在教育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是存在根本差异的。我国幼教工作者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理念,但广大幼儿家长在许多方面对此并不认同,主要表现为许多家长不愿意积极配合幼儿园的课程改革。甚至可以说,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固有价值观念或期待目前已经成为阻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主要因素之一。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在幼儿园课程理论变革过程中,我国幼教工作者没有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念、学校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没有对西方幼儿园课程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的适宜性进行深入研究,导致课程改革所追求的自由的、开放的素质教育方向与家长追求的控制的、知识技能性的应试教育方向出现矛盾。幼儿园课程改革不能被家长和社会理解和认同,这是一大遗憾,致使课程理论变革很难深入,出现了许多形似神不似的情况,导致幼儿园和教师受到了来自家长和理论界的双重压力,处境十分尴尬。
　　三、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发展与变革的启示
　　“幼儿园课程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园课程理论的指引。”〔5〕反思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发展与变革的历程,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1.幼儿园课程理论的构建应建立在深入研究中国幼儿园课程具体问题的基础之上
　　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概括和提升。只有来源于实践,理论才有可能真正指导实践。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必须立足于研究中国幼儿园课程的真实问题。因此,幼教理论工作者应扎扎实实扎根于幼儿园实践一线,和幼儿园教师一起探索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和对策,获得理论建构的灵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建设的水平与幼教理论工作者深入实践的程度密切相关。在幼儿园课程理论建设方面,我国幼教工作者应当向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学习。当年,他们就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投身幼教实践,形成了富有创新意识、符合中国特点的幼稚园课程理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有一批幼教理论工作者深入幼儿园,研究幼儿园课程实践,建构幼儿园课程理论。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
　　2.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建构范围有待拓宽
　　笔者详细阅读了近30年我国幼儿园课程研究的相关著作,发现研究幼儿园课程理论建设的文章非常少,同时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范围也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研究课程的技术和专业现象,缺少对课程中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以及实质性现象的研究,而对课程中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以及实质性现象的研究正是决定课程建设方向的根本问题。可见,我国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建设尚缺乏明确的思路和规划,研究范围亟待拓宽。
　　3.认真研究各种幼儿园课程理论的优缺点及其适宜性
　　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经历了“分科课程→综合主题课程→分科课程(五大领域课程)→综合主题课程(主题网络课程)这样一种演进”。〔6〕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发展也是与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历程”〔7〕相适应的。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哪一种课程理论或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各种课程理论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例如,当前的领域课程理论是对20世纪50年代分科课程理论的完善,主题网络课程理论则是对20世纪80年代综合主题课程理论的发展。幼教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便是在认真研究各种幼儿园课程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出继承已有课程理论精髓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幼儿园课程理论。理论工作者还应当帮助处于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幼儿园根据自身经验和优势选择适宜的幼儿园课程理论作为指导,并在实践中发展课程理论。
　　笔者认为,分科课程理论和综合主题课程理论是建国后我国非常典型的两种课程理论,对两者的继承性研究有待加强。例如,分科课程理论是建国6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根深蒂固的传统,对于这一理论,我们应当放弃什么,继承什么?又如,对前苏联的幼儿园课程理论,我们可以借鉴什么,继承什么,抛弃什么?只有通过客观的深入研究,我们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借鉴多元课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幼儿园课程理论。
　　4.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引进国外的幼儿园课程理论
　　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是建构我国幼儿园课程理论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刻了解被引进理论的诞生背景:这一理论针对的问题是什么?这种问题在中国是否存在?其表现形式如何?在中国推广需要什么条件?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该理论的局限性是什么?其价值观是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只有理论工作者对国外先进理论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根据中国实际对其进行适宜性改造,实践工作者才不会盲目跟风,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正确选择。当然,引进国外理论不是理论工作者的最终使命,理论工作者应当在深入学习研究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思考中国的幼儿园课程问题,将建构中国特色的幼儿园课程理论作为自己的使命。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的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建构才有希望,幼儿园课程改革才可能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不断深入。（作者：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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